中国古代农作制

　　Zhongguo gudai nongzuozhi
　　中国古代农作制
　　farming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农作制或称耕作制的发展过程和形式，世界各地不尽相同。它的发展阶段既是前后衔接的又是前后交错的，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发展都很不平衡。中国古代农作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撂荒农作制指原始农业时期，对开垦的荒地种植一年或若干年后即予以抛弃，另找新的地点开荒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根据土地利用时间的长短，撂荒农作制又可分为生荒农作制和熟荒农作制两种。
　　生荒农作制盛行于距今1万年前至8000年前，使用石刀、石斧和木棒进行所谓“刀耕火种”。新开地种植一年，即予抛弃，第二年另找新地开垦。在这种农作制下，人们年年迁徙，没有固定住所，被抛弃的土地经许多年依靠自然植被自发恢复地力后，才能再行开荒利用。当时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狩猎和采集还占很大比重。
　　距今8000～5000年前，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北方和南方先后进入锄耕或耜耕阶段，对土地利用从年年易地逐渐过渡到连种若干年、撂荒若干年的熟荒农作制阶段。土地的连续若干年种植，使人们相对定居的生活有了可能，从狩猎转向种植的比重提高。土壤肥力的恢复也从单纯靠自然植被转变为多半靠自然力少半靠人力。
　　到距今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农业已完成了向熟荒农作制的过渡，土壤耕作进入较发达的锄耕或犁耕阶段，土地的连种和撂荒有定期的安排，人们已营定居生活。在养地上，依靠人力的因素已更加强。
　　夏、商、西周时期已进入熟荒农作制的高级阶段。《诗经》《尚书》《周易》中所载的“”、“新”、“”，就是这一时期农作制的反映。《尔雅·释地》说：“田，一岁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后人对此解释不同。一说“”是垦后第1年的田；“新”是垦后第2年的田；“”是垦后第3年的田，即土地连种2～3年然后撂荒。一说“”是“不耕田”，“田不耕则草塞之”，指撂荒地；“新”是已撂荒2年正在复壮的地；“”是经过撂荒复壮准备重新耕垦的土地。不论何种解释，均说明农作制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连种制春秋以及战国初期，是撂荒制向土地连种制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实行的“田莱”制或“易田”制，是已耕地和撂荒地之间的定期轮换，其撂荒期已缩短为1～2年，并且已有部分土地“不易”，也就是连续种植而不再撂荒了。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应用，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一些侯国“废井田，开阡陌”、“垦草”、“治莱”，纷纷开垦荒地，及至战国后期，逐渐废弃撂荒制，走上了土地连种的道路。这时，土地利用率有了显著提高，养地措施有了明显改进，已基本上靠人力养地。此外，这一时期还有部分土地在连续利用的基础上，出现了轮作复种制的萌芽。《管子·治国》篇中所说的“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篇中的“一岁而再获”，以及《吕氏春秋·任地》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等记载，均为出现这种农作制的反映。
　　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秦、汉至唐、宋时期，是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产生、发展、推广和完善的阶段。
　　早在秦、汉时期，北方地区已初步发展了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周礼·稻人》注中所说的“芟刈其禾，于下种麦”和“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就是麦豆谷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从张衡《南都赋》所称中“冬夏，随时代熟”来看，东汉时南阳地区可能已产生麦稻轮作复种的一年两熟制。又据杨孚《交州异物志》中所说的“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发再种”，两广部分地方可能已有了双季稻。北魏《齐民要术》中对轮作复种的理论与技术进行了总结，初步阐明了合理轮作是消灭杂草、减轻虫害、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肯定了豆类作物在轮作中的地位，确立了豆谷轮作的格局，并总结了绿肥轮作的经验，为粮肥轮作复种奠定了基础。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轮作复种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时南方的双季稻栽培和麦稻轮作复种一年二熟都有较大发展。唐代樊绰《蛮书》和宋代《陈农书》对此都有记载。
　　间作套种制萌芽于汉代，《胜之书》首先总结了瓜、薤和小豆 3种作物间作套种的经验。此后《齐民要术》、《陈农书》等均有有关介绍。魏晋南北朝时已在桑间种植绿豆、小豆等。此后，间作套种制已有较大发展。
　　多熟农作制元明清时期，农作制进入多熟制阶段。特别是明清时，随着玉米、甘薯、花生、烟草等新作物的引入，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形式更为丰富，从而使多熟制不断完善。在轮作复种方面，北方地区二年三熟制更加普及，一年二熟制有了初步发展。南方则双季稻的栽培面积更加扩大，并出现了双季连作稻、双季间作稻、双季混作稻等多种形式；稻麦、稻豆、稻薯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以及稻的三熟和稻稻麦、稻稻薯、稻稻肥等的一年三熟制有较大发展。稻豆、麦豆、粮薯、粮肥等的间作套种发展也较快。同时北方地区还出现了综合运用间套复种方式，实现“一岁数收”和“二年收十三料”的典型。